“好，就叫采访遗书总局！”尹继善从谏如流，立时一口赞同，“这样办事就方便了。”他起身转悠着，只是手中团团转那铁胡桃，眯着眼仍在深思：采访遗书修《四库全书》，屡次诏书他都细细读过，“稽古右文”是文治第一事，能在里头有所建树，是文人莫大功德。但说“采访”，谈何容易！庄廷栊文字狱案是久远了，朱方旦邪说一案波及不广，也不去说。戴名世《南世集》一案才过去二十余年，一道旨意下来，三百余家文人祸从天降。雍正朝各派党争中文坛波起，又掀起汪景祺逆书一案，陆生楠诗案，钱名世谀颂年羹尧一案，查嗣庭诗案，更有吕留良、曾静、张熙，逆书逆案，轰动天下、震惊朝野。雍正帝亲自挥毫写十万余言《大义觉迷录》颁布学宫，戮骨、斩首、凌迟动辄百数，侥幸活下来的钱名世，人虽免死，被雍正赐匾“名教罪人”悬之族门，每逢初一、十五，地方官来检阅悬挂情形，这些事都是当今文人亲眼目睹，寒胆未温，如今又要征借，谁敢贸然“借书”给乾隆看？尹继善还有更深一层的忧虑：他自己也是著声海内的文人，江南风雅领袖，他的藏书楼里就有不少宋版秘籍。哪些该缴，哪些不该缴，一时也难决断，有些书不检阅一下违碍语，是绝不可交给这个纪昀的。深思良久良久，尹继善抽着冷气说道：“局子立起来，先请几位老夫子把我们大员们的存书先看阅一下。把没有忌讳的书先送上去。近人今人的著作尤要留意，有违碍言语的暂时一律不送。伤风败俗的书该查禁的也要这个局来办，文运关乎国家气数，也是盛世之风貌，我不愿江南官场出事情，也不愿文场出事情，要给皇上帮正忙，不要帮倒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