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上半年船哥死于胃癌。最初没有发现，一发现就是晚期了。他临走时号啕大哭，说再等五年死就好了，等五年儿子就有十八岁了。这件事是妻子半夜里醒来，梦呓一般告诉我的。她白天就知道了，忘了同我讲。我听了胸口发闷，起床到阳台上吹风。远远地看见街道那边的路灯幽幽的，叫人发凉。
清明前夕，收到家乡县委办公室一份公函，说我们家里为我祖父、二伯父和长根树碑立传，在群众当中影响很不好。
我连忙写信给哥哥，劝他不必多事。哥哥回信说事情并不是传闻的那样，只是按旧制给三位阴间人各打了一块墓碑，不过刻出生卒年月而已。
既然如此，我想也并不为过。我没有回复这封公函。
这件事刚平息，最近哥哥又来信，说上海佬同我家争地方。哥哥想在我家同上海佬家的分界处砌道围墙，她不准砌在那里，说界线还应往我家这边移一尺五。哥哥不让。于是上海佬天天叫骂，不怕你家有钱有势，要打架就打架，要见官就见官。
这种事最没有意思，我回信劝哥哥谦让，讲了六尺巷的典故，并附上了“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的打油诗。信发出之后，我觉得自己很迂腐。
我写完这个东西之后，头脑很不清楚。户外月亮朗照，地上像生了厚厚的白霉，令我呼吸艰难。我紧闭双眼，屏息静气，着力去想一想故乡的一草一木。可向我汹涌而来的是严严实实的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