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然记得，除却少部分寻求刺激的，大部分幼女性侵者其实都是老人或者性功能障碍者，因为在正常的女性面前提不起自信。
周炳国这么一提醒，我觉得这事绝对靠谱。“到小女孩那次，他已经自己治疗快成功了。”周炳国下了结论。
没错，之后的两次凶手恢复了性功能，也恢复了信心，所以就没有肢解侮辱尸体的心理动机，这孙子在拿女人做实验。
这样来分析，李舒然的逻辑在于，一个男人恢复性功能，恢复了信心，所以就迫不及待地去实现男人的应有身份——丈夫，所以他结婚了，彻底恢复性功能后，也就停止了屠杀。
我捋清了当中的脉络，这还真出人意料，他把那些器官带回去做什么用呢，难道是做人体模型？
“我不知道。”周炳国也想不出究竟细节是什么。
“接下来怎么办？”我问。
“我唯一能够想到的，得让闫磊去医院的男性病科室去问问，既然他有恢复性能力的欲望，没有理由不怀疑他曾经去医院就过诊。”周炳国说。
可信任或不信任往往都是从点点滴滴中建立起来的。这个道理说起来谁都明白，但是真正做起来，有时候并不完全决定于态度。犯罪心理画像是个主观性很强的技术工作，所有的推测——坦率地说——在最后被证实准确与否之前，谁也不可能保证其命中率有多高。况且 J 市的狼狈之行，加上“李舒然即是刘定伟”的判断错误，这两个“致命伤”还不是点点滴滴的问题，就是换成我，也会对这些建议的重视程度越来越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