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上海资产阶级内部对于五卅运动的态度并不完全一致。不同行业的资本家都以各自利益为出发点。如工业资本家与航业资本家，起初想利用罢工打击日本和英国在华企业；而商业资本家中，国货派起初对罢市非常赞成，而洋货派则始终反对；银行资本家中，民族资本银行赞成罢市，而中外合资银行则反对。态度的分野与不同行业商人的利益得失密切相关。一般而言，一些处于与外商竞争环境中的工厂或公司，往往会趁机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参与到罢市或抵制外货的行列；而一些与外商有密切合作关系的企业或行业则因自身利益受损而对运动持反对态度。总体而言，商人在民族主义运动中多处于消极被动地位，除通电抗议或提倡国货等与商人利益无损的活动外，采取其他行动则多因时势所迫，主要是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以及保持一定的商业秩序。在激进的民族主义大潮中，“奸商”经常成为运动的攻击对象。为了不致成为运动中激进民众攻击的目标，罢市有时也是商人的一种自保策略。
依照中共的阶级分析，学生和中小商人均属于小资产阶级，总商会则代表大资产阶级。在中共看来，小资产阶级因处于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的压迫之下，很容易激发其反抗性而走到革命方面来，但因其经济地位所决定，在一定条件下必然会发生分化、动摇；而大资产阶级自始即具有妥协性，当帝国主义威吓、利诱时，他们将趋于反动。中共也认为，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内部不是铁板一块，均有左、右之分。中共当时的总策略是建立“民族的各阶级的联合战线”。具体而言，即“以工商学联合会为中心，由上海总工会联络学生会的左派，去压迫他们的右派；又以整个学生会去联络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左派，去压迫他们的右派；然后再以整个商界联合会联络总商会左派，去压迫他们的右派”。